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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这种僵化、沉闷的社会风气而不被民国青年所喜爱说来话长，重要原因在于对封建时代初步确立的战国时期时，为治理中国的农业文明带来产生人口暴增，导致人们相互抢夺资源之下，社会乱象百弊丛生、矛盾激化。因此，应时而生由孔子为创始人的儒家学说——这是一种在血缘结构中建立尊卑有序的宗法关系，使人在社会结构里找到位置，以巩固封建社会的农业文明。

孔子原本是一个对生活充满喜悦、爱好与平和的人，他编撰的《诗》、《书》、《礼》、《乐》等书籍就是最好的说明。而儒家到了汉代独尊为国教，至此之后，中国便没有学术思想重新发生的余地。到了宋代，工商业的发展空前繁荣，与之相应的工商业文明成为社会风气，然而代表典型农业文明而压抑工商业发展的儒家思想不免出现破溃的局面。如果按照文明进步论，农业文明必趋工商业文明。如果先进文明能一路凯歌下去，与此同时，农业文明继续破溃，何至于近代有鸦片战争，从而引发中国的近代屈辱史。

但这时却出现了以更为严峻的方式重整儒家学说的朱熹理学，造成旧文化的全面加固和僵化，对工商业文明的萌芽造成摧残。这说明农业文明结构之稳固，而让朱熹理学能在当时兴起，进而变成主流学说、主流文化，从而反过来阻碍工商业文明的萌芽的过程阻碍效力之强。

而朱熹理学提出“存天理灭人欲”，指出人性人欲和天理是违背的。这必然压抑人性，而导致中国社会僵化，缺乏活力。

让中国社会进一步思想局促的原因也在于从宋代开始就取用文官治国，但是“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自古好文章数不胜数，也难分高下；而比武则不同，胜负易定。

然而，做文章往坏处讲，就容易让其余文人之间相互嫉妒，或者文人相轻的现象也时有发生——这本来就不是秘密，话里话外常有讥讽。文人之间，彼此之间咬文爵字，实属常态。也主要从宋代就陆续出现统治者迫害知识份子的文字狱，到清代这个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时，文字狱就被演绎得登峰造极。祸从口出而被判入狱的人比比皆是，所著的文章诗词被人检举说成是对大清朝大逆不道的影射也大有人在。

在漫漫历史长河里，所有的兴盛不都不过好比昙花一现般，偶然至极，今人却皆言盛世之景曾如何，尽盼望盛世荣光再普照于世；如同世人皆知幸福罕有，却人人追逐；又更像人常说的“花无百日红”，而花开不多时、“人比黄花瘦”才更为普遍。

唯独天道永恒，唯有天上的日月永恒，而在它们的影响之下，就算潮汐也有起有落。所以，历史兴衰循环、明暗交替才是天道——“你方唱罢我登台”。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说不完的时起时落，道不清的是非好坏。

不过，如今社会实现自我的价值很多元化，留给人更多实现梦想的通道与可能。因而在少壮时，不妨当升起如日中天，却也不过如此，随即降落。彷如“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的青春岁月这般飞逝而过；往昔和今天相比，才足以见到沧桑；“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今天与未来相比，才足以见到苍白。在历史的车轮飞速向前中，太多事物今非昔比，只留给自己寂寞与惨淡的结局——“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又说人与其活在美梦中，臆想未来一定会美好，还不如面对终将会来到的衰败，甚至在死亡之前。秉持儒家学说里“温故知新”和“信而好古”去追思过去——用这一种保守的态度去面对人生。